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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ity是英国历史上表示慈善的最常用词语，但其概念却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变迁过程中不断发生明显的变化。它从对上帝之爱发展到侧重对邻人之爱，后泛指一切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仁慈行为，到了现代社会其含义变得更日益多元。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其既反映了不同时期慈善主导话语权的变化，更体现了英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由此引发的慈善评判标准的改变也促进了慈善社会功能的慢慢地加强。而理念的发展恰好与近代以来英国商业社会推崇的自由竞争潮流相生相克，慈善无意中悄然成为英国消解商业社会弊病的有效方式。因而，

　　1998年，英国签署《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合作框架协议》（The Compact on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Voluntary and Community Sector）后，政府出资、志愿组织提供服务的合作形式使慈善事业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但慈善机构对政府资金的依赖也使人们对什么是慈善产生了疑问。而在有关慈善的研究中，我们大家常常能够正常的看到具有不一样背景的学者交替使用charity、philanthropy、benevolence、giving、donating、voluntary、nonprofit等词语来表示人们的慈善行为或事业，汉语中也随之出现了志愿、公益、非营利等翻译词语，但它们亦都可以用“慈善”一词笼统表示。这种现象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在对慈善理解和判断上的困难。

　　其中charity、philanthropy是英语表示“慈善”的两个主要词语，根据这两个词在1785—1985年《》的使用频率上能够准确的看出（参见表1），charity是英国表示慈善的最常用词语。不过，“一个词使用的人越多，传播的范围越广，其含义也就必然变得越复杂乃至发生混乱”。那么，charity的含义是否也产生了变化？其是如何变化的？它与其他表示慈善的词语有何联系与区别？为何它能够在英国延续下来且没有被其他词取代？厘清这一词源本身的变化，在某一些程度上也就触及了如何理解西方慈善事业本质的问题。

　　史学界对英国慈善概念的研究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对慈善活动所进行的调查。而战时社会服务需求的增长和战后福利国家制度的构建，改变了慈善在英国社会中的传统地位，同时也促使人们对它进行新的思考。贝弗里奇根据广泛的社会调查指出，charity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经常所指的是捐钱。坎宁安根据慈善起源，认为charity是一种源于宗教启发并以宗教为目的活动。布雷姆纳将之界定为“给予”，并通过叙述它在各种文学故事中的表现来反映其从古至今的变化。加德纳论述的是作为道德责任的charity。英国政府则从1601年开始，通过立法的方式为charity树立了评判标准，并在2006年第一次精确指出，charity是具备慈善目的的机构。《牛津英语词典》则同时关注了其基督教和非基督教两方面的含义。此外，在研究英国慈善的著述中，很多学者如乔丹、欧文、普罗查斯卡等经常将philanthropy与charity交替使用。欧文将philanthropy定义为钱财的捐赠，普罗查斯卡则将之界定为仁慈，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可以丰富人们对charity的理解。而国内学者从宗教、文学以及救济等角度论述了charity的概念，他们的研究成果同样需要我们来关注。综观以上研究，学者们多根据其研究对象，从不同角度或是对某一时段的慈善含义进行界定，虽然展现了慈善概念的多维度，但缺乏对charity概念的长时段考察，特别是对其词源的探究。因为，词源是建立在史实基础之上的，英国慈善活动又是持续不断的发展的，这就决定了charity概念是一个动态和发展的过程且与社会变迁紧密相连。而从纵观角度考察charity概念的演变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可以为英国的慈善发展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charity一词大约在12世纪中期出现在英语中，它来自古法语charité，起源于拉丁文caritas，而caritas是《圣经（武加大译本）》（即拉丁文通俗译本）对希腊语agape的翻译。“agape，是第一批《旧约全书》翻译者大约在公元前200年用于表示希伯来语‘hab’即‘love’的词汇。从起源上来说，hab代表着之爱，但是久而久之这一词语的意思变得更宽泛。”格拉德斯通认为，慈善概念是在“犹太先知反对社会、经济和政治不公正的不断运动中”产生出来，并在“他们给当时的政府施压以改变政策和管理行为的努力中”发展起来。能够准确的看出，这一词语从最初表示的个体之爱慢慢发展到努力改变社会不公的集体之爱。由此能够得出，“爱”是charity概念的主旨。

　　charity在英国的使用亦源于《圣经》。“在罗马帝国的Britannia（不列颠）省，基督宗教大约在第2世纪末就在本地人中找到了信徒。在第4世纪，基督教似乎普遍地被接受，并在北方传播到Scotia（苏格兰）地区。”到7世纪下半叶，英格兰全境大多数都皈依了基督教。随之，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占据了英国社会生活方式的主流。14世纪，威克里夫版英文《圣经》出现，它通常将《圣经（武加大译本）》中的拉丁文caritas译成charity，dilectio译成love。

　　《圣经》中充满着各种爱和给予的劝诫：“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耶稣也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13：34）因为上帝和耶稣都无条件的爱人，因而信徒也要彼此相爱，爱他人、爱邻里就是爱上帝。为此，信徒要分享其财富和所有物：“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行传》4：32）由此能够看出，基于宗教之爱的慈善是早期基督教的要义，以此实现教徒与上帝的交流，所以早期charity概念的核心即是爱上帝。正如耶稣所言：“……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22:37—40）

　　因而，这时的慈善受到宗教之爱审查标准的强烈支配。“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哥林多前书》13：3）所以，那些不是出于爱上帝的捐赠便不是耶稣倡导的慈善。圣奥古斯丁（354—430年）也曾说：“只有慈善能够区分上帝之子和魔鬼之子。”爱上帝的一个重要外在表现就是帮助穷人。耶稣劝勉人们施舍以赈济穷人，以获永生赏报。而圣托马斯·阿奎那在讨论慈善时，提出了“7个身体力行的行为（即拜访、解渴、喂养、救赎、供衣、庇护、埋葬），并将它们看作慈善行为的榜样”。而这7种行为都体现了帮助穷人即为慈善的含义。

　　英国早期的慈善活动同样强调宗教之爱。慈善不仅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和义务，而且教会“成为人类‘荣耀上帝’的地方”。人们通常将财物捐给教会，由教会来组织慈善救济活动，慈善遂成为英国社会各阶层的一项普世活动。

　　然而，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宗教改革的开展使上帝之爱的慈善开始走向了世俗化。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后，英国的封建化进程开启。至“930年，英王下令‘（自由）人必有主’，农民为躲避战祸和捐税、求得安全，便将土地交给大地主，再领回耕种，表明了自己受地主保护。国王还给教俗地主以‘特恩权’，即对领地内的依附农民实行政治、经济、法律等全面统治的权力”。诺曼征服后，威廉通过分封土地和授以贵族爵位的方式，从而建立起一整套严密的封建等级制度，英国基本上完成了封建化进程。社会制度的变化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带来了改变。由于当时土地是一切权势的来源，故庄园成为英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庄园主对庄园内的一切活动拥有着实权，他们与被统治者达成一种共识：“绅士进行统治，民众则应服从。然而作为交换，绅士要对民众的生存负责，保证他们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不致因为饥寒交迫困顿而死。”由此，不论是大土地贵族还是其下的乡绅都关心地方事务。他们不仅接济穷人，而且修建教堂、创建济贫院、修筑桥梁以及改善其他公共设施等，积极处理民众的日常事务，慈善遂成为贵族经常性的活动。虽然这并不排除宗教感召的影响，但是贵族在世俗世界的慈善行为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的有序发展。同时，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也彰显了自身的崇高品质，倡导了贵族的价值观。可以说，贵族们是通过世俗的乐善好施、矜贫救厄而不是靠非法暴力或经济优势在社会中树立起权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软权力”，从而成为社会慈善活动的引领者。

　　在贵族慈善主导性越来越强的同时，宗教对慈善的影响却在下降。14世纪后，圈地运动引起的流民的增加使教会体系不堪救济重负，宗教改革期间大量教产被没收也使教会力量大为削弱。更重要的是，宗教改革后社会对穷人和财富的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穷人不再完全被看作天真无辜的，甚至“被认为是对公共秩序的威胁”，因为穷人包括“流氓无赖和流浪者”以及“无能为力的穷人”。同时，新教的财富观也异于天主教，它不再专注于修行与弃绝物质财富和享乐，而是鼓励发财致富。认为依靠勤劳得来且用于投资建设、就业、提高社会福祉的“公共财富”是“蒙神喜悦”的。因而，新教反对天主教的那种把善行局限于狭隘的宗教仪式之中的行为，而是主张通过俗世生活中的广义善行获得救赎。这些变化引起了人们的暂时不适，因为“修道院一直是重要的雇主并且行使很多慈善职能，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如果说经济上的变化带来了社会的不满，那么教义的变化则带来了社会的分裂”。当时，英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农民起义，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这一问题。社会的动荡不安促使了政府救济的出现，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即是政府救济的一个重要的代表性法案。该法不仅鼓励社会慈善的发展，而且确立了对贫民的救济原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标志着以国王为代表的世俗贵族力量开始分担教会的社会救济角色，开始行使其社会管理的职能。此后《济贫法》不断被完善，1796年议会认可了《斯品汉姆兰法》，“把就业者与失业者都包括在救济范围以内，只要他们的收入低于一种最低生活标准”，从而使工业革命前的政府救济程度达到了顶峰，改变了以往建立在宗教之爱思想基础上的教会救济的格局。

　　随着贵族慈善和政府济贫的发展，charity的宗教含义不断下降。到16世纪，慈善救济对象逐渐“从作为弟兄的穷苦人转化成作为公民的穷苦人”。慈善活动的世俗性开始慢慢地加强，社会地位也愈益重要，这就使对社会慈善进行清晰的界定和引导显得很重要。于是，英国政府在1601年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规范慈善活动的法律《慈善用途法规》（The Statute of Charitable Uses）。该法规虽然没有给慈善提供充分的定义，但是却在序言中开创性地明确了慈善行为的主要范围：救助老人、弱者和穷人；照料病人、受重伤的士兵和水手；兴办义学和赞助大学里的学者；修建桥梁、码头、避难所、道路、教堂、海堤和大道；教育和抚育孤儿；兴办和支持劳动教养院；帮助穷苦的女仆成婚；支持和帮助年轻的商人、手工艺者和老朽之人；援助囚犯或附庸赎身；救助交不起税的贫困居民等。

　　这一正式的官方表述表明了慈善的本质是公共用途而非私人用途，任何土地、金钱或其他任何东西的给予都不是为了特殊个体的利益，这与宗教的救赎大为不同。同时，1601年《济贫法》规定，教区对其贫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样，新的界定便将charity从以往教徒对上帝的义务转变成教区对邻人的义务，而不论其信教与否，这是charity概念发展的一次大的飞跃。此后的英国慈善活动便沿着这一界定开启的世俗化方向不断前进。关于慈善的世俗化，“我们大家可以在‘慈善团体’（a charity）观念的最早使用中看到曾经纯粹是一种内在品质的东西的客观化和制度化”。英文中对“慈善团体”（charity被理解为一个机构）的最早提及之一，是在1687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日记中。charity的这一外在物化含义的附加是其世俗化发展的一个有力昭示，尽管1888年《慈善用途法规》被废除，但这一包含charity界定的序言一直被延续下来，成为当时和后来的人判断捐赠是否属于慈善还有是不是应该享有善款特权的标准。

　　agape在《圣经》英文版中翻译的变化也反映了上述倾向。宗教改革后，英国掀起了一股英译《圣经》的热潮，其最初成果便是《圣经（丁道尔译本）》（1525年），后又出现多个译本，并在英王詹姆斯一世的支持下翻译钦定译本，即《圣经（詹姆斯王译本）》（1611年）。从丁道尔版本到1611年的国王译本，它们将agape有时译成love，有时译成charity，并未遵照拉丁文通俗译本中的dilectio和caritas进行翻译，而且love的使用更为经常（约86次），charity仅出现在关于使徒圣保罗、《大公书信》和《启示录》中的26段文字中。并且，在1881年的修订版本中，这26段文字中的charity都被换成了love，所以现在agape统一用love表示。从中亦可看出，charity一词逐渐从宗教之爱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虽然这一时期慈善仍旧主要体现在“济贫”上，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charity概念又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

　　工业革命虽然创造了巨额财富，但由于工厂制度没有建立“正当保护的方法”，从而使人们普遍感到自己是“受害者”。财富都流入到新兴的资产阶层手中，英国到处是无法形容的贫穷。与此同时，英国还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1851年，英国“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镇”，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重要城市国家”。城市化带来的人口膨胀、卫生状况恶化、医疗不足、住房短缺、道德下滑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活。因此，慈善活动不再局限于救济穷人，而是针对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展开了不懈努力。随着慈善活动范围的继续扩展，慈善本身也经历了重要的革新。

　　这时期的慈善活动出现了合理化、规范化的发展趋向。首先，不同于以往的分散行为，此时的charity更强调有组织的行善。这是因为社会问题的严峻超出了任何个人的能力范围，而寻找那些最需要救济的人以及熟悉他们状况的工作也阻碍了个体慈善者的发展，这必然要求将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其实早在17世纪中期后的伦敦，一些个人团体就开始组成小的联合组织，以促进其所在区域及周边的慈善活动。到19世纪中期，这种有组织的慈善团体大量涌现。据桑普森·洛·朱尼尔估计，1861年，“伦敦一地就有640个慈善组织，年收入近250万英镑”。慈善组织的异常繁荣，促使英国在1869年创建了全国性的协调组织——“慈善组织协会”（COS）。其主要任务不是执行具体的慈善救济工作，而是统筹规划，协调资源分配，指导各分组织的工作，以提升慈善行为的有效性。

　　在有组织的慈善活动中还渗透着科学的工作方法。个案研究工作是当时最重要的发明，它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救济”。主张通过暗中调查和正面拜访将每个慈善接收者区分为值得救济者和不值得救济者，资源将用于那些有望变好或暂时陷于困难的人，从而摒弃了以往不加区分的济贫行为。在调查中，慈善工作者们还注意进行登记、检查和咨询等，以作为后续慈善救助的参考是依据。他们盼望通过科学的工作方法帮助穷人获得自力更生的能力，进而实现“自助”；同时也为所在机构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以吸引更多的捐助。

　　此外，慈善组织开始给部分工作者提供报酬，特别是雇用一些进行个案调查的拜访者，以弥补志愿工作者的不足。“‘伦敦城市使命团’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雇用了支薪拜访者，但他们只给予精神指引，并不允许给予贫困救济。”这些被雇用的劳动者在监督者的带领下进行工作，且事先接受《圣经》、卫生和济贫法方面的培训。支薪人员的出现以及对其专业技能的训练说明了慈善活动职业化的开启，这是慈善合理化、规范化发展的又一重要表现。

　　慈善活动的合理化、规范化发展是工业社会救济需求的结果，更与工业时代慈善主导者的变化有直接联系。这一时期慈善活动的主力军不再是教会或贵族，而是近代初期的商人以及工业革命后兴起的广大中等阶层。这是因为贵族多居于乡村，对工业城市中的社会问题无暇顾及，而教会认为贪婪的实利主义正威胁着人类的价值观。“工厂里看不到同情，看不到上帝，工业城市缺乏宗教空间或者强大的社会道德约束，只有马克思所说的‘金钱关系’。到19世纪50年代，去教堂的人数降到了不足50%。”因此，教会更注重的是维护道德的严肃性，对其他社会问题的关注则相对淡漠。与此同时，斯品汉姆兰制度带来的社会对政府救济依赖的不断增强，也使政府最终接受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推行自由放任政策，随之以惩治穷人为核心的新济贫法取代了旧济贫法。于是，社会上便出现了一个承担责任的真空地带，这便为财力雄厚的中等阶层进入慈善领域提供了契机。

　　正如霍布斯所言：“财富如果和慷慨结合在一起，那也是一种权势。”中等阶层参与慈善活动可以说是他们利用自己的财富赢得社会认可、提高社会地位的一个有效途径。在英国，贵族“不仅意味着一种地位和头衔，也意味着社会的一种追随的目标。向上等人看齐，逐渐成为社会风尚的取向”。而实业家在英国历史上“还不仅是不招人喜欢的人物之一，他根本就没被当回事”。凭借自己的才能成为巨富的新兴工业家们没有显赫的家族，从权力和社会地位上来说远远不如贵族，因而被称为中等阶层。他们要寻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社会地位，必须有意无意地模仿贵族。为此他们时刻以贵族乡绅的行为方式为楷模，积极行善遂成为中等阶层步入上层社会、获取社会软权力的一条重要路径。

　　中等阶层除通过增强慈善捐赠的力度来提高社会影响力外，还积极将自身价值观引入慈善活动。中等阶级的道德原则是“建立在工作之上的，通过勤奋工作而获得成功，因此节俭、自助、精打细算和严格要求等，就显得特别重要”。随着中等阶级经济优势地位的确立，他们的价值观不断赢得社会的认可，“其重大成果之一便是按工业阶级的意愿改造了‘绅士’的观念”。他们将正直、向上、勤奋、节俭、自尊、自助等理念赋予绅士观念，形成了所谓的“维多利亚精神”。这些独特的价值观特别是中等阶层最具代表性的思想精髓——自助，是他们在慈善活动中所极力倡导的，中等阶层希望以此鼓励个人的努力奋斗，并促使个人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这种新慈善的主题是：“（1）在给予中区分；（2）建立与穷人的个人联系；（3）在穷人中鼓励自助。”为此，中等阶层借助合理规范的工作方法，通过组织机构来处理社会问题，希望以此不仅能控制人们的身体，而且能控制人们的思想，以便更好地改造其行为。在这一过程中，中等阶层还通过加强公共事务管理，追求社会改革，倡导公共精神、市民责任，进一步向下层传播他们的价值观。大量的劳工阶层逐渐意识到他们被给予了改变自身命运的途径，因此对中等阶层的慈善活动和价值观不仅接受还表示欢迎。

　　charity在人们心中的含义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它除了表示爱上帝、爱邻人之外，还经常出现在广告《广告》、法律报告中，并经常与“公共”一词相连表示多样的慈善行为。其使用范围的拓展显示了其内涵的增加。charity概念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即是其官方界定的调整。1891年，英国议会上院在审议“特殊用途所得税专员帕姆萨尔”一案中，麦克纳坦爵士详细论述了如何从法律意义上正确理解慈善或者慈善用途的问题，他提出了慈善的四大目的：救助贫困、促进教育、推广宗教和服务社区。任何慈善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此。

　　1891年对慈善目的的归纳，既承袭了1601年《慈善用途法规》对慈善范围的规定，又极大丰富了慈善的内涵，特别是“服务社区”的目的，不仅涵盖了多领域的慈善行为，而且体现了慈善的阶层变化。具有改进社会环境作用的“服务社区”对经济发展、财富创造的价值不言而喻，这正符合了新兴中等阶层对创造财富的追求，它使富人同样可以受益。中等阶层还推崇科学和进步，他们把探索社会问题的根源和帮助的努力更多地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而不是诉诸仁爱，因而对穷人的区分和对自助的推崇即变得合理，这样不仅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而且将慈善从对邻人的义务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一种备受推崇的社会道德。这也进一步推动了慈善活动在世俗化和合理化、规范化道路上的发展，charity开始泛指一切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仁慈行为。中等阶层虽然取代不了贵族的优势地位，却发展了贵族的慈善模式，将自己的价值观融入其中，并使相对零散的捐助活动演变为合理化、规范化的新型慈善事业，为当代社会服务树立了典范。1891年对慈善目的的归纳正是慈善新发展的重要标志。

　　对于这种新发展，有时人们也用一个新造英语词philanthropy来表示。尽管20世纪后philanthropy与charity的意思接近且经常被互换使用，但它的源起和在19世纪的发展都与charity有明显不同。philanthropy一词出现于17世纪早期，它源于古希腊语philanthropos。根据希腊神话，人类的第一个施恩者是提坦神普罗米修斯，他将最初只属于神的火给予了人类。因为这一举动，宙斯惩罚他永远在山巅遭受日晒和严寒，惩罚他对人类的“philanthropos”。学者们对这一词汇提出了多种解释：“慈善、爱人的性情、慈爱、爱人、善举、抚育人、支持人类、帮助人等。”“塞缪尔·约翰逊将这个词定义为‘爱人’和‘性善’。”因而，philanthropy通常表示爱人类，它包括一切人道主义行为，如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新服务、监督政府服务项目的效用以及为寻求政治权利等。例如，在1832年《》刊登的《致编辑的信》中，作者将philanthropy和基督教精神并列使用，用于描述一个人的优秀品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philanthropy并不包括基督教方面的行善。同样，在1860年的一篇文章中，作者仍是并列使用了虔诚和philanthropy来描述一位卓越的人。在谈及某位政治人物的情怀时亦使用philanthropy一词而不是charity。虽然philanthropy在英国并不常用，但其出现和使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charity在19世纪的变化。

　　随着政府逐渐加强对社会问题的干预并最终确立了福利制度，charity的含义再次发生巨大转变，一方面，民众对charity的理解出现多元化；另一方面，表示慈善行为的词语也日益多元。20世纪上半叶，贝弗里奇通过对不同类型的人们（包括来自民间和政府专门工作小组的人）长期非正式的采访，指出20世纪40年代英国人对charity概念出现了两三种相对立的理解：“来自政府专门小组大约一半的人认为，慈善在严格意义上是指给予有组织的机构主要是金钱上的帮助；大约3/10的人（女性多于男性）认为慈善是给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还有1/5的人认为是宗教意义上的爱和仁慈。但是人们经常说他们对慈善不只有一种记忆画面。‘慈善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兄弟之爱的代名词，另一个则承载着济贫院、募捐箱和救世军的形象’。”在街头的抽样调查中，人们对慈善含义的记忆画面更为模糊。…… 很少人采纳慈善的圣经意义，但是各种各样的理解大都被定义在慈善是“给予可能的美好事业以金钱”的范围内。可以明显看出的是，随机的抽样调查和专门小组一样，认为慈善仅与救济金和食物的给予相连，而不包括个人服务。……任何包括时间和劳动力的慷慨行为，都是“voluntary aid”，而不是“charity”。可以说，不同的人对charity有不同的理解，不过这一曾经是指一切慷慨或仁慈行为的词，在当时人们心中的意思开始变得多元，人们在使用charity的同时亦经常使用voluntary一词来表示慈善行为。

　　对charity词义理解的多元化，不仅与voluntary的内涵变化有关，更是英国福利国家制度建立的必然结果。voluntary起源于慈善，但它在19世纪通常表示“不支薪的”。由那些对一项事业给予无偿服务的人组成的运转这项事业的团体被称为志愿组织，其名称的获取主要来自它所依赖的那些工作者的特点。英国有为各种社会目的形成志愿组织的传统，通常一个人有某种慈善热情，他就买一个两便士的笔记簿，在第一页上小心地将“记录簿”印上，并在一个委员会的名义下将他的朋友召集起来，这样一个新的志愿机构就成立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志愿机构都是慈善性质的组织。英国在19世纪出现了大量富有争议的协会和政治俱乐部，中等阶层慈善家也在博物馆、图书馆和公园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而这些组织和行为通常被看作志愿的而非慈善的。voluntary不同于charity的另一个方面是互助。“整个19世纪，旨在提高社会福利的绝大多数组织都基于纯粹的慈善基础，社会服务由一个团体提供给另一个团体，双方没有重叠。上层阶级给予，下层阶级接收，贫富间的巨大差距使任何其他安排都不可能实现。” 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英国也逐渐形成了基于互助的志愿组织传统，即许多组织是为了自助目的而诞生，如工会、友谊协会等。这些组织的福利只为其成员提供，其成员加入亦主要是为获得可能的物质帮助。所以voluntary强调的是行为主体与客体间的相互受益。

　　然而，20世纪中叶后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福利制度的建立使每个公民都获得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并使获得帮助成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既然政府承担了基本的社会责任，那么慈善又该何去何从？慈善组织很快将目光聚焦于满足人们基本生存之外的其他方面的需求，故而使得自助互助型的社会组织在20世纪迅速得到发展。以工会为例，1920年其成员已达到800万。又如，慈善医院最初的支持者是那些不可能成为医院病人的人，但20世纪后，这些医院越来越从那些医院服务潜在的消费者组织中获得支持。20世纪50年代后，“一系列的志愿机构随着法定服务工作建立起来”，它们或活跃于那些政府丝毫不关心的领域，或从政府中得到大量的资金支持，或承担了政府的部分责任，总之与政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英国社会出现了慈善与自助和互助的交融，社会服务的消费者组成了具有贡献性质的组织。这些组织既不属于国家福利，也不同于传统的社会慈善，而voluntary与慈善及互助的密切关系使其广泛使用成为必然趋势。

　　与此同时，voluntary的含义也在这时发生了重要变化。许多活跃的志愿组织完全由受过良好训练、享有良好薪金的专业工作者组成。这些机构的“志愿”特点主要在于其诞生方式和管理方法，而不再是根据它们所雇用的工作者类型。“一般来说，志愿组织是指不管其工作者是支薪还是不支薪，其成立和管理都由它们自己成员来操作，不受外界控制。”这样的组织可以代表法定机关承担工作，但是它必须在承担何种工作以及如何做时有选择的自由。自主性是voluntary的核心要素。贝弗里奇亦将志愿行为界定为“私人行为，即在不受行使国家权力的任何权威机构指导下的活动”。voluntary遂经常出现在英国慈善领域中，与charity的使用相辅相成。

　　其实，“市民自豪感是志愿行为发展的一个主要推动力”。如前所述，英国社会形成了一种向上看的风气，下层模仿中层，中层追随上层。19世纪中期后工人阶层兴起了自助和自尊运动，即“希望能够通过勤奋、节俭、对知识的渴求与道德的改进，一步步进入社会的较高层次，以获得社会的承认和尊重。一句话，沿着中等阶级已经走过的路前进”。已被证明的那些中等阶层行之有效的原则被下层接受。于是，下层民众在享有公民权利的同时，也学习中等阶层通过积极行善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民众的互助慈善活动成为20世纪英国社会的一大特色。有意思的是，下层民众在慈善活动中亦将自己的价值观引入其中，慈善活动再次被工人阶层的文化所塑造。这一点在对charity理解的多元和voluntary的流行上有深刻体现，对charity理解的多元显示了人们对给予关系明确的传统慈善的扬弃，voluntary的流行则很好地传达了工人阶层的互助理念及其与其他社会阶层的互动。正是这一互助理念使慈善成为所有社会阶层的一项经常活动，并使其能够在福利制度下得以继续发展和完善。

　　此外，在慈善领域还出现了非营利（nonprofit）、非政府（nongovernment）、部门（sector）等词语，特别是“非营利”一词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这一词大约是20世纪中期的发明。尽管人们对非营利组织的定义尚无一致的认可，但是对一系列独立的且相互联系的非营利性质的组织构成的部门或产业却有广泛认可。“非营利组织的目标是为其所有者提供营利以外的东西，通常其目标是提供服务。”它强调开展服务型的经济和使用非生产性劳动的方法，“或许可以被界定为富足社会剩余产品的合理使用”。可见，“非营利”是一个经济性术语，强调收益的使用去向。社会又从非营利中衍生出了次一级的分类，即非政府，因为非营利包括公共的（或政府的）行为和私人的（非政府的）行为两大类。如今部门一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如第三部门、志愿部门等。在英国，政府和市场外的社会组织被统称为第三部门，因志愿组织在其中的重要地位故又常被称为志愿部门。尽管关于部门的各种定义层出不穷，但其出现表明了它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性，政府希望用部门或第三部门这类词语“在非营利和志愿标签拥护者间寻求一种妥协”，以期能够囊括所有的社会组织。这些意义相近的不同词语的出现和使用虽然给读者带来了许多困惑，但是它们都与charity有着密切的联系且一脉相承，这也是新时代下慈善多元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表现。

　　为了适应并引导慈善的多元发展，英国在1960年出台了《慈善法》，后经过多次修订，其中《2006年慈善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首先，它在第一部分第1条中开创性地解释了charity的含义：“它是一个只为慈善目的而建且在慈善司法权上接受最高法院管理的机构”；随后，在第2条中界定了13类慈善目的：济贫和防止贫困的发生；发展教育；促进宗教；促进健康和拯救生命；促进公民意识和社区发展；促进艺术、文化、历史遗产保护和科学；发展业余体育；促进人权、解决和调和冲突、促进不同宗教与种族之间的和谐、平等与多样性发展；促进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扶持需要帮助的青年人、老年人、病人、残疾人、穷人和其他；促进动物福利；提高皇家武装部队、警察、消防、紧急救援、医疗救护的效率；其他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慈善事业。新界定的13类慈善目的几乎囊括了人类社会所有的良好行为，慈善不再是某个阶层身份或地位的象征，而是各阶层的共同活动和福祉，是公民责任和道德的表现。《2006年慈善法》无疑是新形势下慈善多元发展的反映，也必将进一步促进慈善的多元发展。

　　charity在英国的出现和使用虽然得益于基督教信仰，但贵族通过世俗的慷慨行为将慈善树立为社会的行为典范，新兴的中等阶层将其以自助为核心的价值观赋予其中，社会下层则将其互助理念运用到慈善活动中。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不同时期赋予了charity不同的内涵，从而使慈善概念不断发生明显的变化并使慈善活动最终发展成为一种蕴含了社会各阶层价值观的良好行为。但新内涵的赋予并未给charity或从事charity的原有主导者造成伤害，赋予者们只是使charity包含了自己的价值追求，希望能够通过慈善优势地位的取得来获得charity的话语主导权，进而获得本阶层在社会中的道德价值优势。更重要的是，这些新内涵都是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内涵，体现的是不同阶层正面含义的价值诉求，从而使charity更符合社会价值观念变化的要求，并保证了慈善活动能够更好地服务社会。而charity概念的变迁恰恰反映了慈善活动在不同时期侧重意识的变化，也是英国时代进步的体现。可以说，公共受益是charity概念不变的核心，而在发展中不断融合反映时代变化的新理念则是其历史变迁的本质。

　　由此，社会关于慈善的评判标准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1601年的《慈善用途法规》、1891年对慈善目的的归纳以及《2006年慈善法》，正是政府顺应时代变化，适时调整其法令对charity的评判标准做重新界定所做出的努力。新的评判标准不仅极大扩展了慈善的活动范围，引导着慈善行为的发展趋势，而且使慈善活动的社会基础更广泛，慈善的社会功能进而不断得到增强和完善。1601年的慈善法弱化了慈善的宗教职能，使慈善承担起对人们日常生活提供救助的社会功能。四大慈善目的的新归纳则促使慈善为营造一个健康、理想的社会而努力。维多利亚时代“为咱们提供了公园、图书馆、博物馆、市政厅、医院、大学、学校、教堂、泳池、公厕、马槽和现在已被遗弃不用的配备黄铜制勺的饮用水喷泉”。慈善社会功能的扩展在《2006年慈善法》中更明显，它被鼓励参与到历史遗产保护、业余体育发展乃至救护效率的提高等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慈善社会功能的日渐完备也为其自身带来了革新。20世纪前，慈善在捐赠者和接收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关系，即接受者得到了物质和经济支持，捐赠者则得到了经济或社会优势。慈善是界定社会区分和社会阶级的一种方式，有着非常明显的阶级属性。但随时代变迁，慈善活动不再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帮助，而是不同阶层间的相互受益，慈善的阶级属性发生了根本变化——慈善与阶级的历史联系得以打破，这是英国社会的巨大进步。慈善真正成为一项为社会所有人提供服务的活动，其社会功能前所未有的具有了全民属性。同时它也成为公民的一项社会责任，是每个人精神和社会生活的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慈善更接近它的本来含义：“人们不是为了恩惠或是因为烦恼而给予，而是因为想给予。”

　　不仅如此，charity概念在英国的历史变迁还体现了更深刻的社会涵义，即它作为一种社会理念，是英国对抗自由竞争的商业社会毒瘤的有效武器。15世纪以来，圈地运动和海外贸易的发展极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后的工业革命更是促使英国形成了一个崇尚自由竞争的商业社会，加之自由放任政策的推行，英国充斥着这个商业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贫富差距、道德败坏、社会不公等威胁着英国的稳定和发展。其实早在十六七世纪，英国的思想家已经意识到charity在商业社会中的重要性。培根首先解放了charity（爱）这个极具宗教色彩的道德价值，重构了其内涵。他不仅认为爱（charity）要有益于人类社会，而且进一步将之与科学相结合，认为要在爱中完善和支配知识，“新科学的真正目的乃是改善人类的境况，就此而言，新科学成了慈善活动（或爱的活动）的化身”。培根成功将charity与世俗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结合起来。霍布斯则通过一种全新的道德态度进一步将charity纳入到他所创建的独特道德观中。霍布斯早期承认贵族德行（荣誉和宽宏气度），但“随着他思想的形成发展，霍布斯越来越远地背离了对贵族德行的承认……创建了一个城市自由中产阶级的独特道德”，即功利主义的道德思想，取代了曾经由荣誉占据的位置的，正是“正义与博爱”。霍布斯曾明确论述道：“我们真正能够用不同国家不同市民法衡量的道德德行是正义和平等（justice and equity）；我们也可以纯粹用自然法衡量的道德德行只有博爱（charity）。所有道德德行都包括在这两大类中。”追求财富的过程需要和平的环境，而正义和博爱（charity）则是保障和平的基本要素，霍布斯将charity看作一种至高的道德，是任何一个人都应遵守和推崇的根本原则。此后的亚当·斯密进一步论述了这种美德，他认为，“仁慈的运用会将单纯的商业社会转变成更令人高兴的社会秩序”。不过当时的人们更多关注的是霍布斯的政治思想和斯密的经济思想，而对他们关于charity的论述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值得关注的是，历史的发展却与思想家们对charity的重视有着惊为天人的相似。崇尚自由竞争的商业社会认为，只有个人才最清楚什么对自身是最好的，但大众的贫困和激增的社会犯罪等诸多问题却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如何使先进的处于上升中的商业文明不受累于日增的贫困人口和社会问题？“以打击犯罪、推广教育、捉拿窃贼和创建主日学校为宗旨”的慈善协会会员们，“通过大量不同的方式朝着两个共同的目标努力着：将社会从混乱的边缘拉回，以及对那些无法自助者的赎罪”。慈善家们在施惠的同时，还通过慈善组织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施压，以游说督促制定规范社会行为的法律和法规。19世纪末的英国人曾明白准确地提出，charity在社会进步中发挥着保护弱者、创造平等机会的双重作用。慈善在解决社会问题上既温和又有效率，自由社会的人们通过慈善施惠和施压在很大程度上融化了商业社会的冷漠，消解了商业社会带来的物质和道德问题，于是慈善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消解商业社会毒瘤的有效方式。英国恰是在进入强调自由竞争的时代，极大发展了charity的理念和实践。charity理念与自由竞争潮流相对抗、相协调，它通过一系列合理化、多样化的世俗慈善活动成功缓和了商业社会带来的诸多问题，从而保障了英国社会的平稳发展。可以说，charity理念与英国的工业化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是英国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要素。不过，charity的发展并不是政府或人们有意为之的结果，而是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它是在历史中逐渐丰富并发展起来的。就此而言，charity概念可谓是象征英国社会进步的一面正义和友善的旗帜，其变迁体现了社会进步秩序的不可阻挡性。

　　charity之所以能够在英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得到人们的青睐，与其本身即是一个美好的词、包含着正面意义有着密切关系。如前所述，charity的本义起源于爱，在发展中既蕴含了宗教之爱，又包含了世俗之爱以及道德之爱。正是其自身极大的包容性，才使得新的理念能不断地被嵌入其中。在慈善行为多元发展的今天，charity仍在接着使用，并与不同的思想碰撞交流，在未来的发展中其内涵依然会不断地得到丰富和补充。而对charity概念的探讨，亦可为慈善在当今和未来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以往慈善作为显示仁慈和无私之心的一种纯粹的个人或组织的良好行为，不能与市场或营利以及政府或政治有任何的联系。这种对慈善纯正性的要求也成为制约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瓶颈。但当慈善主体同时也是受益的客体时，那么为了获得更多资源、提高慈善效益，它就应然与政府有联系，也可完全运用市场机制，传统慈善纯正性对其发展的束缚也就自然打破了。因而，片面的批评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过从密切或者过于强调完全由市场经营都是不合理的。如今charity的多元化发展正体现了慈善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合作以及基于共同目标的商业化手段的运用，这是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当然，如何有效地与政府合作并合理使用商业化手段来维持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还需要扎实的理论研究来引领、务实的实践活动来校正。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8年第1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